中国是一个有着“史传”传统的国度，而湖北则是盛产历史文学的大省。新时期之初，姚雪垠就以《李自成》（第二卷）荣膺首届茅盾文学奖，引领了湖北长篇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热潮，从鄢国培的《长江三部曲》到杨书案的《孔子》，从熊召政的《张居正》到刘醒龙的《圣天门口》和方方的《武昌城》，三十多年来，湖北当代历史小说几度辉煌、成果丰硕，成为湖北文学的特色或曰“重镇”，在湖北文化艺术的整体格局中占有突出地位。
受古代史官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学创作者对“历史”常怀庄重谨严之心，认为艺术可以虚构，而史料必须真实有据，创作需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进行有限的想象，将历史人物和事件串联、激活，使历史的本来面貌得以形象化地再现。“尚实求真”是传统历史小说的核心准则，但如何处理历史之“实”、传达历史之“真”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路数：秉持“是怎样”的写作是继承“五四传统”的以“真实性”为旨归的现实主义；按照“应该怎样”去写作则是追求“本质真实”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湖北1980年代的历史小说大都可归于传统历史文学的范畴，以“真实性”为基础，以追求“本质真实”为目的。鄢国培的《长江三部曲》、杨书案的《九月菊》、刘章仪的《铁魂》、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骆文的《桦树皮上的情书》等作品大多取材于古代农民起义或民主革命斗争，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正统史学为依据，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评定历史人物功过是非为目的，追求恢宏的史诗规模与深厚的思想蕴涵。虽然推崇“尚实求真”的创作原则，但这些延续了建国初期“革命历史小说”余波的作品大多局限于特定观念的演绎和本质规律的追索，难免导致思想价值和艺术审美的单一。
1980年代末期，随着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观念的传入，中国的“新历史小说”应运而生，出现了莫言的《红高粱》、李锐的《旧址》、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等令人耳目一新的创作。作家突破了传统历史的桎梏，不再根据单一、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述事写人，不再拘泥于对具体历史事件的回顾，终结了政治视角对历史理解的垄断，而代之以民间史、家族史、村落史、文化史、心灵史，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小说这个古老的文类。与之相应地，湖北作家对历史的理解和观照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笔下的历史叙事逐渐呈现出更丰富多样、灵动别致的状貌。
在湖北历史文学的创作群落中，杨书案是更弦易章的成功典范。在上世纪90年代传统文化热的影响下，他一改原先的以政治视角书写农民领袖、帝王将相的路数，开始撰写“中华文化溯源”的历史小说，先后创作了《炎黄》、《孔子》、《老子》、《庄子》、《孙子》、《韩非子》等多部作品，在国内及海外华人界引起极大的反响。杨书案“诸子”系列的主人公不仅是历史人物，更是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作家从哲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多个层面切入叙述，使小说既有作为个体的历史人物的生命温度，也有儒、释、道、法等传统文化的厚度，所书写的历史不再是片面的政治史，而是以文化为载体的历史，以人为主体的历史。杨书案文化视角的历史叙事带动了湖北“人文正史”创作的热潮，在杨书案的影响下，湖北一批以中华圣贤或荆楚名人为主人公的历史小说相继产生，如映泉的《楚王》三部曲、彭友元的《末代名臣张之洞》、周濯街的《造字之神仓颉》、宁发新的《屈原》等。历经十余年潜心磨砺、深掘细作，熊召政于新世纪之初出齐了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以辽阔的视野、宏大的结构、细致的笔墨展示了明代中叶“万历新政”的始末，描述了张居正于明朝大厦将倾之时不畏阻力、改革弊政的完整过程，人物形象鲜明生动、人情世相丰盈饱满，既是一部形象的政治史，也是一部多彩的风俗史，小说“以心灵吟唱历史，以史笔重构文化”，气势恢宏、典雅古朴，将“人文正史”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相对人文视角的历史叙事来说，民间化、个人化视角的历史小说与传统历史小说的差异更为明显，它们放弃了对正统历史的追随与临摹，全然放弃全景展现历史风貌的野心，也不一定描写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而是将笔触伸到历史中的民间生活和平凡个体，对宏大历史构成一种补充或质疑。邓一光的“家族系列”小说体现出了自身经历、文学虚构和历史材料的多重融合，以文学的形式重现历史的辉煌和英雄的风采，《父亲是个兵》、《遍地菽麦》、《走出西草地》、《我是太阳》、《想起草原》等作品皆以革命战争为叙事背景，“父亲”或“大姨”起伏跌宕的人生经历交映着一部中国近现代的革命战争史。刘醒龙的《圣天门口》也将真实的历史事件投放进虚构的艺术世界，小说以“天门口”小镇为视点，藉雪、杭家两个家族的命运及周遭人物的故事，描摹了一幅“20世纪中国乡村历史变迁的风俗画卷”。作者抛开了政治化的大历史视角，从个人和家族的角度切入叙述，既展示了现代中国崛起的坎坷曲折、悲壮凝重，又再现了中国底层生命的坦荡纯朴、粗犷狡黠，对现代中国的“革命”这个关键词的特性作了深刻的反省。方方习惯以悲悯的情怀体贴人情与人世，其《武昌城》虽以1926年北伐战争背景下的“武昌之战”为题，但落笔之处多是对人物复杂境遇的真切表现，小说祛除了宏大正史的意识形态遮蔽，对作为“攻城”者的北伐军和“守城”者的北洋军阀皆给予了人性的观照，着力表现兵荒马乱的战争环境中人的无助和无奈，将战争的残酷、生命的微渺、情感的脆弱、命运的无常交融在一起，寄托了作者对生命的终极关怀。
民间、个人视角的历史小说打开了更宽广的历史叙事之门，从单纯的强调历史真实走向了史实背景化、文学想象化，作者追寻的与其说是具体的历史事件，不如说是历史氛围和历史感受，藉由个人化或民间化的观照，演绎出历史和人性的各种可能性，使历史化解为古老的人性悲歌与永恒的生存寓言。个人化视角的历史叙事不但贯注了创作者丰富多元的历史观念和思想意识，也给作家创造了可以自由腾挪的艺术空间，邓一光的激情、刘醒龙的冷峻、方方的深沉，皆为各自的历史小说打下了独特的签章。此外，90年代的湖北历史小说园地还出现李修文的戏仿式历史叙事，其小说篇幅短小、风格另类，以极度张扬的方式挑战传统经典，以想象、拼贴、解构、戏仿的方式重构历史形象，强化出游戏性、漫画性、夸张性的特点，在向来严肃庄重的湖北文学界独树一帜。
由恢弘严肃到灵动别致的发展衍化过程中，湖北历史小说也凝铸出了自己的优势与特色：其一是历史书写的现实使命感，其二为不离不弃的本土意识。以史为鉴可以察兴亡、知得失、折射现实、烛照未来，深怀忧患传统的湖北作家的历史叙事大都隐含了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现实出发反溯历史，往往成为作家创作历史小说或潜或显的原因。面对时代的巨变与社会的转型，杨书案因现实中传统文化的失落而投入到“诸子”系列的书写，邓一光有感于精神信仰的匮乏而重述战争历史中“兵”的勇毅、崇高和荣誉，重现英雄主义的慷慨与激昂。同样，当中国改革进入到更深层、更复杂的历史时期，熊召政从纷繁缠绕的历史材料中敏锐捕捉到了一些与现实相关的对应点，促发他执着研究“张居正”这个中国古代史上既显赫一时又毁誉参半的悲剧性改革家，使一部百万长言的历史小说得以诞生。
在90年代后越演越烈的全球化趋势中，湖北作家的地域观念更加自觉，本土意识也有了更大程度的提升。熊召政的《张居正》、刘醒龙的《圣天门口》、方方的《武昌城》，以及映泉反映古楚国历史的“楚王”三部曲、李叔德取材湖北襄阳籍诗人的“唐代诗人”三部曲，皆得益于本土文化的滋养，源自本土的人物故事、情节细节、地方风物、方言土语，为作品增添了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文化格调。彭建新的“红尘三部曲”的地域性特点尤其明显，小说力图为大汉口立传，完成对武汉这座城市的近现代历史的完整叙事，作品既涉及到了其时发生于武汉地界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浓墨重彩地描述了当地市民的生活、生存，通篇以俏皮、幽默的武汉方言写成，活画出了武汉市民的性格风度和地域风情的神采韵味，尽显“汉味方言”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