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7月17日报道，一项研究发现，今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合作国家的新投资和建设项目合同金额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
这与中国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和深化国际合作的努力相符，而与此同时，美国的政策则倾向于对贸易伙伴加征高额关税。
研究数据显示，仅仅在2025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和工程合同总额就高达1240亿美元，这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总和。
专家指出，今年增长特别快的一个原因是出现了好几笔规模超过100亿美元的大项目。
能源领域是中国投资最集中的地方，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项目，半年就达到440亿美元，同样创下了历史新高，比去年全年还多。
同时，在风能、太阳能和垃圾发电等清洁能源项目上的投资也接近100亿美元，也是新纪录。
东南亚国家吸引了最多的中国投资增量，这主要是因为很多中国企业选择在那里建立海外生产基地。紧随其后的是中亚地区。
分析人士认为，欧美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摩擦和壁垒不断增加，这意味着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很可能会继续增长。
一个重要的例子是，中国已经对几乎所有从非洲友好国家进口的商品实行零关税，而这些国家未来向欧美出口可能会面临新的关税（如碳关税）。
这种变化很可能会改变全球的贸易和投资方向。
回想“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之初，给人印象深刻的往往是那些“点状”的项目：修一条铁路、建一座电站、架一座桥梁，或者开发一个矿山。
这些项目当然重要，它们像一颗颗“铺路石”，初步搭建起了中国与参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通道，解决了燃眉之急的基础设施瓶颈。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打基础”阶段。
然而，现在出现的动辄百亿美元级别的“超级项目”，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它们不再是孤立的“点”，而是精心规划的、高度“综合化、区域化”的“战略枢纽”。
例如，在一个地理位置优越的沿海地区，中国资本不仅仅投资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深水港口，同时围绕这个港口，规划建设一个大型的工业园区，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入驻，并配套建设可靠的能源供应体系（比如电站或电网），甚至可能包括物流仓储、商业服务等设施。
这就不是简单的“1+1=2”了，而是一个能产生“1+1>10”甚至几何级数效应的“区域经济引擎”。
为什么说这种转变是“质变”？
因为它意味着中国的角色从“帮手”到“舵手”的变化。过去，中国更多是作为建设者或投资者参与单个项目（“参与者”）。
现在，通过主导这种大型综合性枢纽的开发，中国实质上在深度参与甚至引导一个区域的发展蓝图（“区域发展主导者”）。
涉及到整体规划、产业布局、长期运营等核心层面，影响力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百亿级的投资体量巨大，涉及的利益方众多且深入，对参与国来说，这样一个综合枢纽能创造海量就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提升区域地位、带来持续税收，其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远超几个分散的小项目。
深度嵌入当地经济肌理的项目，使得参与国与中国之间的经济纽带变得极其紧密且难以替代。
这比单纯借钱修路建立的联系要牢固得多、持久得多。
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具备掌控关键节点的能力，并逐步提升战略话语权。
这些大型枢纽项目往往选址在具有战略意义的位置：可能是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如某些港口），可能是国际贸易的关键节点，也可能是资源富集区的门户。
通过建设和运营这些枢纽，中国实质性地增强了对这些关键经济命脉和贸易路线的“存在感”和影响力。在全球化遭遇逆风的今天，拥有这样的战略支点，对于保障供应链安全、拓展市场空间、增强国际博弈中的话语权，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
再者，这也不仅仅是投了更多的钱（量变）的问题，更是投向了能撬动更大价值、产生更深远影响的地方的选择。
一个成功的区域枢纽，就像一个强大的磁场，能持续吸引人才、资本、产业聚集，重塑周边的经济地理和供应链网络，其产生的长期综合效益，远非分散项目的简单相加所能比拟。
举个例子：设想在东南亚某个扼守重要海运航道的国家，中国主导投资建设一个“港口+临港工业园+配套燃气电站+物流中心”的综合体（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百亿级项目）。
这个项目带来的不仅仅是港口吞吐能力提升、电厂发电、工厂开工。它可能吸引全球制造企业将部分产能转移到这个成本更低、贸易更便利的工业园；港口会成为区域货物集散中心，改变原有的物流路径；带动当地配套服务业发展；提升该国在区域供应链中的地位。
中国资本通过这个枢纽，深度融入了区域经济循环，并在其中扮演了核心组织者的角色。这就是“战略枢纽”的力量，也是“一带一路”合作从“铺路搭桥”的基础阶段，迈向“构建区域发展引擎”这一更高、更具战略价值阶段的最有力证明。
这种转变，才是今年创纪录投资额背后，最值得关注的深层次故事。
千万别以为中国资本涌入东南亚，只是在复制过去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简单“搬家”。
确实，部分服装、制鞋等对成本敏感的产业在向东南亚转移。
但越来越多技术含量更高、资本更密集的产业环节也在落地。
我们看到中国的电子企业（如手机、电脑零部件厂商）在越南、马来西亚建立庞大生产基地；新能源巨头（如光伏组件、电池企业）在泰国、印尼布局。
这些产业对供应链配套、工人技能、基础设施的要求远高于传统低端制造业。
中国企业其实正有意识地将东南亚基地打造成为其全球供应链网络中更高附加值的一环。
这里可能承担着最终产品的组装、测试，甚至是某些关键零部件的制造，而不仅仅是最基础的加工。
中国母公司则牢牢掌控着研发、核心部件（如芯片、高端材料）生产、品牌营销和全球供应链管理等高附加值环节。
东南亚正从“代工车间”向“区域制造与出口中心”进化。
东南亚本身就是一个拥有超过6亿人口、中产阶级迅速壮大、消费潜力巨大的新兴市场。中国企业在当地投资设厂，不仅能服务欧美，更能直接贴近这个快速增长的本地市场。
在当地生产，可以更灵敏地响应需求变化，减少物流成本和时间，规避潜在的贸易保护，并通过本地化运营（雇佣本地员工、适应当地文化）赢得消费者好感，实现真正的“深耕市场”。
因此，中国资本在东南亚“一带一路”投资中占比的提升，其战略价值远超投资金额本身。
波士顿大学丽贝卡·雷教授的眼光非常毒辣，她点破了“一带一路”蓬勃增长背后一股强大的“无形之力”：一边是欧美不断垒高的贸易壁垒墙，一边是中国主动敞开的市场准入门。这一“推”一“拉”之间，全球贸易的河流正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牵引着，发生着肉眼可见的改道。
以前，你的产品主要销往富裕的欧美市场。但现在情况变了：欧洲开始征收“碳关税”（CBAM），如果你的生产过程不够“绿”，就要额外付钱；美国也可能随时祭出新关税大棒。
这些壁垒就像突然出现的“过路费”和“不确定的关卡”，大大增加了你把产品卖到欧美的成本和风险，前途变得模糊不清。
而这时中国宣布对非洲53个建交国的几乎所有商品，实行零关税！ 就像在另一条贸易通道上，拆除了所有收费闸口，铺上了红地毯。
这种巨大的“制度温差”产生了强大的“虹吸效应”。
对“全球南方”的国家来说，继续硬闯欧美那堵越来越高的墙，代价高昂且前途未卜；而转向中国市场，通道更顺畅、规则更透明、风险更低。
贸易流向的调整，从一种“可能”变成了近乎“必然”的选择。
如此就不再是简单的“哪里的买家出价高”的问题了，而是“哪条路能走得通、走得稳”的选择。
而且，中国做的远不止是对非洲的零关税。
在整个“一带一路”框架下，它正系统地编织一张更“亲南方”的贸易网络：升级自贸协定、减免关税、推动用本国货币直接结算（避免美元波动的风险）……
这些举措都是在铺设新的贸易轨道，打造一个以中国为核心节点的、替代性的全球贸易体系。
当西方用保护主义制造“真空”和“痛点”时，中国就用积极的“制度供给”（更友好的规则、金融支持、市场准入）去填补和解决，吸引伙伴们把贸易重心转向东方。
这加速了全球贸易从过去以欧美为中心的单一格局，向多中心、多节点共存的新时代迈进。
中国的企业现在往外走，特别是沿着“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建厂、搞工程，手里其实是捏着几把好牌的。
国家层面谈下来的政策是真金白银，比如卖给非洲几十个国家的货，关税基本为零，成本一下子比欧美对手低一大截。在东南亚做生意，有区域贸易协定罩着，关税低、手续简单。
手头紧也不怕，国家开的银行和像亚投行这样的机构，能给好项目提供利息划算的贷款，解决启动资金的大问题。
认为自己的能耐还行，不想只能干点零活的话，可以从修港口、架电网、建发电站（不管是烧天然气的还是靠太阳风力的），到盖大工厂生产手机、汽车零件甚至整车，这些方面着手。
尤其是在东南亚开厂子，咱摸索出个好法子：最核心的脑力活（研发设计）留在国内，需要人多或者怕高关税的制造环节（比如高端的电子零件、电动车部件）就放到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地方，东西照样能卖到欧美去。
这样成本控制住了，效率也高，还能躲开贸易摩擦的雷。
另外，现在全世界都在急着搞清洁能源，咱们在太阳能板、大风车、大电池这些技术上，那是又好又便宜（比国外便宜个三分之一到一半很常见）。
“一带一路”上的国家自己也要发展、也要用电，还顶着环保压力，对咱们这些绿色技术渴求得很。
现在投钱进去，正是抢地盘、占市场的好时机。
看看今年上半年的数字，咱投过去的清洁能源钱涨了快七成，机会就摆在那儿。
综合而言，“一带一路”的核心在于实现了一场质的飞跃。投资策略已从过去的广泛撒网转向精准聚焦，资金正被用在能源命脉、东南亚制造枢纽、中亚资源要地以及足以改变区域格局的百亿级巨型综合项目等关键刀刃上。
项目的运作模式也随之升级，从早期以盖楼修路为主的硬件输出，进化到帮助规划新区、打造产业生态、输出游戏规则与标准的“硬件+软件/规则标准”综合赋能，非洲零关税区便是这种规则输出的典型例证。
这一转型敏锐地踩准了当前时代的鼓点，抓住了全球供应链重构、能源市场剧变以及欧美保护主义抬头的“机会窗口”，通过实实在在的制度开放（如零关税）和产业转移（如东南亚建厂），不仅巩固更放大了自身的经济影响力。
与此同时，绿色理念已从附加项跃升为主流，环保不再仅仅是负担或噱头，而是项目成功、风险可控的核心竞争力，更是未来争夺国际话语权不可或缺的基石。
不过，百亿级的超级项目如同巨轮，一旦遭遇债务风暴、地缘政治暗礁或运营失误，其造成的损失和波及范围远非小型项目可比，需要极其精细的风险管理导航。
西方推动的“去风险”战略正形成一股逆风，可能给在东南亚等地投资的中国企业设置更多障碍和审查，增加额外的合规与运营成本。
大规模投资和产业转移的成功，更深层次依赖于其能否真正落地生根、惠及当地——即创造优质就业、带来技术提升并充分尊重社区文化。
否则，极易引发“新殖民主义”的质疑和反弹，使好事变坏事。
此外，中国推动的绿色标准需要获得更广泛的国际认可，或与国际主流标准实现顺畅接轨，这张“绿色驾照”才能真正发挥其全球影响力。
从这些方面看，“一带一路”的倡议已驶入深水区。它不再仅仅是规模与数量的增长，更是战略目标的聚焦、运作模式的升级、国际规则的塑造以及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
这是一场在全球格局动荡背景下，主动布局未来经济秩序与影响力的宏大实践。
其成败不仅关乎中国的海外利益，更将深刻影响未来数十年的世界经贸版图与治理规则。
理解其背后从贸易虹吸到绿色转身、从风险规避到战略支点的深层逻辑，是读懂这场世纪工程的关键所在。
本文作者 | 刘锁锁
审校 | 童任
配图/封面来源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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